钟树梁│读杜甫《秦州杂诗》评析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总第99期。
杜甫的秦州诸诗，虽系短短半年中之所作，但在杜公平生诗歌创作中还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秦州所作，上继长安十年的辉煌大篇，下启《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发同谷》组诗诸作。在半年内写出了《秦州杂诗》20首及其他题目36首，共以近60首的五律进一步扩展了杜诗五律的廊庑，奠定了五律的基石。又以几首三十韵及五十韵的五言长律率先走出了玉佩铿锵的排律大篇的步履。即以《秦州杂诗二十首》论，已是杜集中应当列在前茅的精华作品。同谷本是秦州的附邑，同谷所作亦属于秦州时期，《同谷七歌》又一巨制。《发秦州》（12首）和《发同谷》（12首）这两组五言古诗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质与量言）的矞皇大著。所以在长安十年以后中经华州、东都、乾元二年秋客秦州以后到上元元年年底入蜀以前，论时间共约二年，论作品约百首，实为杜甫诗歌创作上又一光辉时期。此时期有其独特创造及深远影响。本文仅就《秦州杂诗二十首》谈一点浅见。
首联“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古今读者多以为是全诗20首的发端。如《读杜心解》说：“其一为二十首之冒，前言‘生事’‘因人’笼后‘藏身’等篇。”《杜诗详注》引《顾注》：“关辅大饥，生事艰难，故依人远游。非谓因房琯而致此远游，公必不以一谪怨及故人。”《杜诗镜铨》亦谓“时公以关辅大饥，弃官西去。”他如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亦引张上若言：“时大饥，生事不可问，故言曰悲生事。”杨西河曰：“时公以关辅大饥，弃官而去”。又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所编《杜甫诗选》亦云：“‘满目’二句，写赴秦州原因是关中大饥，加之安史叛军再度猖獗，华州又面临战火，无法生活，所以远行投奔亲友。”解说又多一层意思。但是据《通鉴》所载“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又云：“……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乃是乾元二年二月所载（《通鉴卷二百二十一》）。杜甫赴秦州是在秋日，不宜云“时”关辅大饥，诗人乃离官赴秦州。1992年巴蜀书社出版的《杜诗檠诂》（郑文著）对此辨析甚为详明。
余以为诗人之赴秦州不由于“时公以关辅大饥”，因为与事实不合，而且把“满目悲生事”理解为由于关辅之饥，也缩减了诗句更大更多的涵义，浅化了诗人沉忧而历久的悲情。“满目悲生事”这五个字如果一定要说在什么时间，那应当是自安史之乱以来；如果要说所包含的地方，那应是自丧乱以来诗人所已到或尚未及到的许多地方。“万方声一概”。诗人是这样看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岂仅关系到关辅是否大饥。即使关辅无此天灾，人民已经早就是陷身水火，不可终日，包括诗人在内“生理焉能说！”诗人自乱离以来的许多诗篇，无一不是哀叹国事也哀及民生。本来国事民生就分不开，民生也不只是粮食方面问题。“路有冻死骨！”“何以为蒸黎！”“存者且偷生！”等等描述，触目皆是，不可细数。生事即人民生存、生活之事，即生民之事。诗人感之至深，蓄之已久，故言之至痛，写为秦州诸诗的发端是很自然的事也愈见其史笔之真与悲怀之实。试问，如果那年收成还好，诗人就不会写出这句诗，也不应该这样写吗?读其诗应知其人，应从相当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基本情怀来把握，才不致附会其事与浅化诗情。
“因人作远游”，注家也有不同意见，但倾向诗中所指的人就是诗人的侄子杜佐的为多。《杜诗檠诂》也持此说，解得确切。从情理推想，满目堪悲，行旅必艰，要决定携家远行，也不是容易的事。体会诗人心意，似乎是：尚有人依，何惜远游。人当指具体的人。《说文·六下》：“因，就也。”《段注》：“就高也，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基耻”。《说文·五下》：“就”下，《段注》：“《广韵》曰：‘就’，成也，迎也，即也，皆其引申之意也。”是则“因”有“因依”“因趁”之意。因趁众人——随着众人而远游，也可兼有此意。“远游”，也是自屈原《远游》篇名来，杜公用以表忠悃之诚。屈原文中有句云：“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屈杜时隔千载而同其衷情。又，亡友黄彦硕在数十年前曾向我说，“《秦州杂诗》的发端‘因人作远游’，‘人’当系‘民’之避讳（避唐太宗讳），杜甫1400首诗中用‘民’字仅有几处，有些地方显然是以人代民，此句也有可能，意谓随众民而远适。”此亦一说。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读杜心解》释为“关谓边关，比已透到蕃警。”不确。山大中文系选本以为“关”是一般所用“关塞”之语，“关指陇关，即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似较允。其下“鱼龙”“鸟鼠”自与地名有关，否则“鸟鼠”尤为空泛不成语。兹不具论。
尾联“西征”实指，与“北征”亦遥遥相对。北征，“苍茫问家室”；西征，则亦心折而问烽火，总见世事艰难，民生凋弊而“道途犹恍忽”（北征）之状。意浮于辞，情弥于意。固不可以一端窥，尤不宜浅释曲解。
前人已言，杜诗不仅是诗史也是图经。此作长篇20首，逐处有山川城郭、古迹奇景、风物民俗的描绘，见流连之情，叙哀乐之感。藉外物而表内心。这比徒发感慨与议论者大相径庭。藉物表情，情景交融，最为上乘。此诗颈联十字“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便写出了隗嚣旧宫的荒颓景象。与至德间所写《玉华宫》之“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同工。晚清王闿运所编《唐诗选》是唐诗选本中选得精严的一种，《秦州杂诗》20首全选入。王选偶加眉批小评。此20首未加评语，唯以圈点寓意，对此首的后四句加了密圈，即“月明垂叶露，云逐度溪风。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王翁自视甚高，对其唐诗选本亦甚自喜。此选除首卷是王翁的仲子所书外，都是他的孙女少春手写，王以为字亦甚佳（见《湘绮楼日记》）。杜甫这四句诗清新沉郁，兼而有之，不能不令湘绮钦佩。尤以末二句情至语浑，勿庸细剖。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辛弃疾《菩萨蛮》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读之皆使人有惊心动魄之感。杜与李、辛，可以说是情至者必有所同然，或者有所相承。有所同亦有所异，杜之“独”，李之“长”，辛之“毕竟”，则又是各自的心境与情思。
《读杜心解》谓此首将秦州地势总写。《详注》谓“今降卒多而居民少，势可危矣。”《镜铨》亦以为“尤见此邦可忧”。以为后数句写出强弱之势。杜公所忧，正在于此，非示讽实以示警。此种心境在以前作品中每有显示，盖“谋及子孙”，大臣之道，公以斥遣之臣而念念不忘及此，愈见公爱国爱民之至情至性。但如《杜臆》所引范德机云：“谓水无情而知东向，为臣子者，有人性而不知尊主之义，此子美愁时便有取于水也。”则太迂执，视杜甫为只知尊主忠主的愚暗之人了。
此首结构井然。首句承上首来写角声之起，边郡即指秦州。三四句分承鼓角，“秋听殷地发”写鼓声之动地；“风散入云悲”写角声之入云；合写鼓角声之既大且高，本不必以雷为说。《仇注》云：“殷地发，鼓声震动；入云悲，角吹凄凉。”即是。川大成善楷同志《杜诗笺记》不同意《杜甫诗选》“如雷声在地中而发声”之言，以为“殷”当为“震”之借字，说详《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殷”下注。《说文》“震，辟历振动者。”引雷有震动义。《尔雅·释诂》“震，动也。”秋听震地发，就是秋听动地发。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动地来”同一意境。直解以为雷声，误。树梁按：必欲以“雷”对“风”，又以《诗经》“殷其雷”为据，故有此误。又，《杜诗檠诂》不以《杜臆》所云“鼓角声悲，故蝉为之静，鸟为之迟，亦以自寓”为然。引《文献通考·乐考》为证，“则鼓角声起，日之夕矣。由条件之反射，故蝉因鼓角声而静，鸟因鼓角声而迟归矣。”说便通达。故知说诗者自应“以意逆志”，顺其自然，不宜强为之说。
此诗主要写鼓角声起，益增人悲。边事难靖，万方一概，则吾道竟何所往乎！“道”兼有所行之路及所奉之道的意思。“欲夜”二字，自是写实，但黄昏时候，已易寂寥无绪，鼓角声发，尤易增感。李易安所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成为千古动人之句，闺情如此，国情尤然，杜公此诗，实为千古震撼人心的至情文字，尤见诗人之情深。令读者掩卷而悲思。杜公在夔州所作《秋兴》：“山楼粉堞隐悲笳”；《夔府书怀四十韵》：“中原鼓角悲”；《宿府》：“永夜角声悲自语”，不同时而同情，声声沁人心肺，令人心痛。
此首诗之中心意义，明显地是悲战马并因悲马而悲国悲人。“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最为沉痛。但首联“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自来多以西汉“天马”为说，似是而非，不切实，与诗人当时思路难合符契。对“南使”二字多臆测，或迳以“南史”释之。钱谦益注杜引证《水经注》《寰宇记》等地理书，落实了在秦州之属地某某郡县产马、养马，早是事实，则杜甫之所感慨愈为有征，愈有针对性，决非泛泛怀古，汗漫无所归。《杜诗檠诂》伸明钱旨，复加考证，贯通无碍，乃得“即此二句，乃就秦州所牧之马而言，非指西域之来马言也”的可靠论证。对于体察此诗的思想内容、领悟诗人之所悲感者益有助于深入，避免惝恍无根之论。
“浮云连阵没”一联，即指九节度之师溃于邺城的近事。钱云：“战马万匹，惟存三千”。《读杜心解》于“没”字有别解，殊觉牵强。而“哀鸣思战斗”一联又指军中战士虽老残而思为国戮力的近怀，士气犹振，国事战事非不可为，是在朝廷之何以自振罢了。哀鸣思战，迥立苍苍，即曹霸之画亦难如此神似，真悲壮之极。较魏武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千古昂扬的诗句，唯有过之。王壬秋对此一联亦加密圈，自不得不心服。王氏曾评《春望》一首“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云：“此等悲壮句，杜所独擅”。“独擅”一语，说明湘绮楼于杜确有真知，非对杜有精研深会者不能道。此首之“哀鸣”二语，弥觉悲风飒然，公所独擅也。
《镜铨》云“围不曰溃而曰解，讳之也。”此首诗前数句写征兵、出防之往事，后数句深有憾于邺城之败而为战士哀伤。“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二语尽之。后之《捣衣》诗：“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前之《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都是充满着对悲惨军民的同情心。盖死不足畏，为国征战尤应“努力事戎行”（借新妇口说出）。而最可恨可伤者则为视民命如草芥，指挥失策，进退失据，驱战士如犬羊，乃有“恨解邺城围”及“百万化为鱼”之创巨痛深。
此诗首句起韵，是二十首中仅有的两首之一。此一大组诗在第一句通常不起韵的几首诗之后，突然首句起韵，与次句铿然相击，愈显突兀、挺峭。所用又系“删”韵，响亮高昂，于前一首音响较为低平的“微”韵之后突然出此，有如金戈铁马，匝地而来，令人为之震动。试读“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非一气读到底不可。阳刚之美，大声镗鞳。声音的妙用于兹可省。但也必须其中有物，充实而有光辉（情意内容），斯能免于虚枵、叫嚣之弊。故音调之高昂紧密又与沉郁顿挫之高格不可分割。杜甫近体诗中往往有此，甚需极意探索。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气象阔大无比。二句与王之涣绝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景象约略相同。但诗体不同，韵味亦各有特异之处。王句流动飞扬，杜句浑厚凝重。杜公此诗继之以三四两句，律对精严，景绘清空，奇思壮采，合沓呈现。后半继之以叹惋，令人神往心折。
正如赵汸所言：“因秦州为西域驿道，故汉以一使穷河源，且通大宛，如此其易；而今以天下之力，不能定幽燕，至使壮士几尽，一何难耶！是可哀也。”昔易今难，今不如昔，是此诗主旨。公自天宝乱后，以亲身的今昔经历，深感今昔之殊；复以唐代开国史实与当世相较，更感今昔大异，政治、学术、军事、财政、民生都远不如昔，而且难于振兴。此种痛苦感情在诗篇中时有流露。如《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有儒愁饿死”，《奉留赠集贤院崔十三学士》：“儒术诚难起”等稍早一点的诗已有此感。《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其结构分作两截，颂古而叹今。虽出之以自叙，实有较为广阔的代表性。《行次昭陵》尤为显著，前半颂古，后半慨今，两两对照，不知涕泗之何从。以“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为结，正如《镜铨》所言：“叹太宗之功，无人能继”，已明显地不止叹今、哀今而是谴今、责今了。《北征》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为极其凝重的结语，又是明显地以开国大业、煌煌盛世来期今励今，注服强心剂，增强自信力。实亦显示出无可奈何、束手无策之悲感与绝望。至于几年后在蜀中所作的《忆昔》二首，特别是第二首（忆昔开元全盛日），今昔对比，极为鲜明，感情强烈，直述无讳，著诗史，行诗教，褒贬兼具，垂戒后人。这正是杜诗的极则。这对于今天执政、参政，读诗、写诗的人，研杜、学杜的人说来，都有很大的学习、参考、宣扬的价值。惜乎现在注意及此的人似乎尚不为多。
此首咏秦州驿亭景物连及对自己住所的叹息。即景流连，暂得心舒。杜甫《秦州杂诗》总的心情当然是不舒畅的，但暂对景物流连，并念及自己居处，以反语出之，自合当时心境。决不是兴高采烈，乐以忘忧。故末联以假设之语出之“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坰”。如有此等住所，则无异居住郊坰，惜乎不是。浦氏谓杜“用意甚曲”，杨氏谓“反看亦好”皆有体会。次联“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自是佳句，论者无异辞。
成善楷《杜诗笺记》说：“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李济阻等《杜甫陇右诗注析》：“明人眼，使人眼明，等于说使人兴奋，大开眼界。今按：《说文》：‘明，照也。’‘今日明人眼’，今日照人眼。似较以‘明’为使动词，更富诗意。”其说较胜。但诸本皆作“明人眼”，《杜甫陇右诗注析》作“明人影”，成氏未作说明。
此首写秦州雨景，淋漓尽致。短短篇章从几个方面来写，布置安排，恰得其宜，读者最宜留意。末联落在己身，仍见索寞之情。对“羌童看渭水”二句，注家有不同理解，不免穿凿，《杜诗檠诂》不谓然，考释详明。《檠诂》以为羌童之看渭水“乃看渭水因天雨之涨势。在此大雨之时，使节不负命，仍须前往河源而不辞辛苦也。”义既明，辞亦顺，并指出旧注引师曰：“此句甫自比也”之谬。杜公诗本系活活泼泼的语言，此首写大雨后情景如画，但一经穿凿附会，以主观想像实之，转为不可解矣。
此首承上，对雨而伤寇乱（《镜铨》）。前四句皆写雨中萧条之景。黄鹄垂翅，苍鹰饥啄，对句甚工。《镜铨》引《仇注》并以为二句亦带兴意。固可。因物抒情，托情于物，杜诗常见。但以为“且燕蓟为梗，谁成北伐之功；吐蕃在边，尚遣征西之将。故听鼓鞞而心厌耳。”则又以辞害意。《檠诂》以为安史乱后“安有命将西征之事。旧注泥于句文，附会为说，而不知此特指借汉将之西征，以见唐兵之东调，明唐不如汉，而意存不满耳。”其说近于事理，合于事实。实事考证，实理推求，不带主观臆测，不以辞害意，不泥古不化，庶可免于“固哉高叟”论诗之讥。史书记载甚明，其时本无遣将西征之事，何至代杜发此感慨?既忽于事实，又求之过深，故有此失。
此首诸种主要注本解说大体相似，无甚歧义。咏寺亦以自慨。老树与空庭相得，清渠自一邑传注，各得其所，各适其宜，不因人事而悲喜。五六句浦氏以为“竟显比不舒畅矣”，似又执着。盖皆写眼前景物，各有所遭。惟人则牵于世事未能如自然物之能忘情而俯仰多悲，安能自已，故溪风亦为之飒然。上数句可以说是未附于情之物，为无我之物。末二句则为已附于情之物，为有我之物。无我之物，尚不带人之主观色彩；有我之物反是。王国维谓有我之景与无我之景，固然有此差别。但出自诗人笔底之景总不免带有作者主观因素，有我与无我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读者之体会又往往附有读者之主观因素，又未必能全合作者情意。故诗无达诂，相对说来是如此，又不可一概而论。要看具体情况。
此诗覆盖面较广，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社会存在的基本的、朴素的理想。“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显示相对安稳的小规模的农村社会的景象。“深藏”而居，与外界有一定程度的隔离，也能生活自给。诗句简要，当然不能与规模具备的桃源相比。然其精神有相近相通之处。接着的二三两联，“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就是这种村民聚居生活的具体写照。诗人以歆羡、愉悦的心情写了这二十个字。传言令人向往，便有往游之思。第四联“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是写急于欲往的心情，怕错过了桃花时节。不应如《镜铨》所说“恐如桃源之迷路”。东柯谷是明显的实实在在的山区居民点，虽可以使人把它看作桃源而羡慕，但又何能像桃源的似存非存（世间遥望空云山——王维），令人迷路。如果那样写就太落套了。而且诗人也不会把桃源称为桃花，为了叶韵。桃花源自来有简称为桃源的，却无简称为“桃花”的，从语词上说也不顺。成善楷《杜诗笺记》也已有见及此，他说“以‘桃花’为桃花源的歇后语，非是。”认为没有简称“桃花”的。
（清）何绍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节选轴》纸本行书
此首“咏仇池之胜”（《镜铨》）。感情重点在末联“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诗人乱离播迁，不遑居处，平生不忘忧国之志，亦不泯赤子之心。虽在乱离之中，行迈靡靡，如《北征》道途之艰危，但“菊垂今秋花”那一段诗仍然有“幽事亦可悦”之感。岂徒“嗜酒见天真”，爱山水而每见幽情：“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后来在成都草堂居住数年，东下之后，仍念念难忘。在三峡《怀锦水居止》云：“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感情之深，眷念之切，实所罕见。这首秦州诗的“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与前后有关诸语皆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最低限度的合理的生活要求。——茅屋足以送老，白云自可幽居，何求于它。这种“茅屋”思想，推己及人，扩而大之，便成为最伟大的理想和最感人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人的思想轨迹，清楚可见；其诗歌发展的万斛泉源随地而出也斑斑可考。
此首与前首意境同然。起联“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读杜心解》以为“翻乘桴浮海意”，亦是。“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先言之。“不忍”，出自忠忱；“未暇”，亦迫于世势，总是心存家国。虽系翻乘桴意，但孔子之言是“道不行，吾将浮于海”。而道之能行与否，总是鸡鸣而起，孳孳为之，辙环天下，并未真作泛海之计。苏轼《临江仙》词“扁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偶生此想，抑又何能“忘却营营”（何时忘却营营）？其所营营，自非个人名利，原不待言。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写在鸦片战争后受屈蒙惩之时，志益励而心益坚，又安有江海之思。吾国古代圣贤、英雄豪杰其精神面貌都是如此。亟欲用世，屡挫不移，一脉相承，至今有光。“休镊鬓毛斑”，注家已注明典故出处。但杜甫年甫四十六七岁，非必如《镜铨》所言“谓无心出仕”，适以见其心情之抑郁。
此首再赞东柯，有定居之计。以“不与众峰群”突出之，更以第二联“落日邀双鸟，晴天养片云”描写之。大笔开阔，佳句从未经人道过。“邀”字“卷”字，皆有情趣。既真实又清空。诸本“卷”“养”并存，郭知达本、浦本、仇本、杨本皆作“‘卷’，或曰一作‘养’”。钱本作“‘养’一作‘卷’”。王氏《唐诗选》本只作“养”，且两句每字加圈，想亦经选择而定。其他不一一举。但见仁见智，或推或敲，无用执着。“水竹会平分”句有多解，亦可各是其是。唯《仇注》以“映竹水穿沙”释“水竹平分”，难于理解，《檠诂》已驳之。末句“儿童未遣闻”，浦以为“结言此意非儿童所知”，如此解说亦可，乃又曰“言下有装聋做哑，由他背后啧啧之慨。”此是以意度之，未必有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亦何用其事事说明说尽。
此首写山居苦雨，《镜铨》之言是。《集注》与《杜诗言志》释“鸬鹚”二句为有所讥刺，实太穿凿离奇。眼前写景语，明白如话，岂用深求。杜公平生写景咏物之诗至夥，有寄托者，亦多无所寓意，直书所见者，岂可句句附会，浅语求深，活语求死。且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传颂千秋佳句，又有何种讥刺隐含其中?解诗最在细意探求，务求其当；求之不得，不强为之词；更不应乐以己意强加作者。纵是好心，亦无助于研读反有妨碍了。
此首抒吐暂得安宁中亦复忧及国事的苦闷心情，写出迄无宁日的边警状况。末联意旨深远。和亲不足恃，皇帝舅、外甥等等亲昵称呼不足以安枕高卧。旧注以为末语反言“以见和亲之无益”。符合杜公情意及识见。读杜公诗，稍有窥知于公之政治见解：天险不足恃是其一，《剑门》诗显示其旨。和亲不足恃亦其一端，此首诗可领会。夫和亲与外族友善相处，自是好事。通婚之好，也有利于国家民族之安宁，历史上也曾产生过效益。但是，不应有所恃于和亲而不修政治，不整军经武。历史教训也不少。公所熟谙。故此诗明著外甥犯舅，“何得”而竟得（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语颇幽默）。故作不解之词而隐含至痛。也唯有责以正义而无可如何。其后在成都所写《登楼》，益著忧愤。“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也唯有谴以正义，防其野心。然亦无济于事。此种诗之可贵，正在其有很大的、很深刻的垂示后代的诗史借鉴作用与价值。
此诗意承上首而寄望于得良将而靖边。表达了众人愿望。故曰：“故老思飞将”。“飞将”如《镜铨》说以指郭子仪为是，非如旧注指李广。郭是过去征吐蕃有功者。这里的“故老思飞将”与第五首末句的“哀鸣思战斗”对比着看，一面是借马喻人，哀鸣的是真龙种，老骕骦，哀鸣思战，欲为国效力；一面又是故老思有飞将如郭子仪这样的人出挽颓势。写出问题所在在于朝廷，筑坛无时，良将无用，难于靖边而兴国。意至明而情极切。诗人对郭子仪这样早立战功的忠良大将，有认识也有好评，如《洗兵马》中之“郭相谋深古来少”，备见推尊。但所颂也不止一人。今则边事有无人之叹愈可悲耳。惜人才之不得其用，国无宁日，后顾窅然，是为二十首之中心思想，逐处显露。
首联语气紧接上首，未容断割。上首以疑问语气结，此首发端，有如应声回答：“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意谓“还是请问皇上吧，我野老复何知”。首联自然不是仅为前一首的回应语，而是这一大组诗篇的总结词。
二十首诗中多少忧伤与恐惧，失望与希望，慨叹与愤懑，忆古与哀今，运笔至此，自不能不有一归结。不能不接触到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诗人从其对漫长历史兴衰成败的认识及其对唐王朝数十年中治乱的感受与观察，认识到国乱由上不由下（盗贼本王臣），在君不在相，昔帝今帝，各有其责。诗篇言外之意屡见，直陈之词亦在。此处的“唐尧真自圣”即属于直接陈述的一例。当然其词较婉，不可能像孟子在泛论君责、君罪时赤裸裸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那样。明知其非尧非圣而曰“唐尧真自圣”，这岂能是颂辞，当然是讽语（这又并不是在上书不得不称尧呼舜，这是自己在写诗）。接以“野老复何知”，其不满之意愈见。从伟大诗人杜甫说来，这正是他的这二十首诗必然要在最后接触到也必然会揭示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注家如浦二田所云：“首联言圣主自宁国步，野人何用杞忧，结完悲世等篇。”如浦氏所解，那是头脑昏昏，无所用心的庸愚学究、伴食大臣才会有的思想，岂能放在杜甫身上！《心解》还说：“‘仇注’，以‘自圣’为谠言不入，是为腹诽矣，公不然也。”似觉可笑。试问连这一点“腹诽”都没有，还成其为诗史、诗圣，还会有如此众多的辉煌诗篇吗?人有头脑、头脑中如果还有一个是非之辨，其所以为非者便是“腹诽”，这也是很自然的。只腹诽而不口谏这自然不对，但杜甫是曾以直谏获罪的人，其忧怀家国，刺讥时政又屡见诗篇，直言以陈，垂涕而道，又何曾只是腹诽。这里的“唐尧真自圣”已经明著诗首，又以之结束全诗，已不属于“腹诽”范围（如有的人只敢在心头不满那样）而是彰著其辞，无所隐晦了。《杜甫诗选》说：“这里说‘真自圣’，言外之意就是不愿听从朝臣的谏议了。……这两句表面上是颂扬皇帝，自认无知，而实际是牢骚话。”至少是如此。但作为20首诗的总结性的语言，又不止是发点牢骚，而是深有慨于其中，深有忧于其里，深有指于其间。
其下数句，自然是“野老复何知”，这一思想发展而来，既不能进而裨补于国，也唯有退而安置其家，“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罢了。浦二田在其注末写道：“愿学者逐首看毕后，再整精神，连章覆诵数过。”这倒是很有益于学杜诗者的话。
秦州杂诗，自是杜甫述志之作。但也是他深入乡邑、周览山川、俯察民情、细观社风的宏伟诗篇。是诗史也是图经。仇注引昔人诗云：“少陵诗卷是图经”，信然。其中边患殷忧特浓；匡时方略，亦有所表见。首大篇是诗集中纪程碑式的作品，关系很大。这一组诗从诗艺方面探寻，也还有许多可以领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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